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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观同志1916年出生，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国著名的航空发动机专家，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动机事业的奠基人和创始人之一。他对党忠诚，理想信念坚定，历经坎坷，但从未动摇对党的信心。他一心为国，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1947年，他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到内忧外患、贫困落后的祖国，以航空报国为毕生追求，领导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和实验基地，主持研制了第一个喷气发动机型号，编制了第一部航空发动机标准规范，培养了几代航空发动机技术人才，被誉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中国航空发动机的无冕之王”。他心系群众、奉献社会，先后为“希望工程”等捐款近10万元，连续46年每年多缴纳党费，临终前又将10万元积蓄作为党费一次性交给党。他生活俭朴，从不追求享乐奢华，除了工作，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
　　他在弥留之际，对相依相守了66年的老伴说了三句话：“一切从简，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积蓄的10万元拿出来，帮我缴纳最后一次党费。” 4月14日，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副巡视员韩旭同志前往看望了吴大观同志的夫人华国，并送来吴老生前最后一笔“大额党费10万元”的收据。国务院国资委党委组织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有关负责同志也一同前往看望。
　　吴大观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无限热爱，对党无限忠诚，是“两个务必”的忠实践行者，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践者。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党组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向他学习。他的先进事迹在航空工业、军工系统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一、坚定理想信念，忠诚于党。
　　吴大观同志生在旧中国，他目睹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吴老在1938年流亡途中看过一部电影《悲惨世界》，其中有一句台词，影响了吴老一生——“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93岁高龄的他在2009年2月1日写给中航工业老干局的信上说：“又是我每年多缴党费的时候，我真诚地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交出第46年多缴党费4000元，这一点绵薄之力，仅能表达我对党忠诚热爱的心意。” 而在此之前，吴老已经从1963年开始，除正常缴纳党费外，连续46年 多缴党费累计11万多元，为“希望工程”、灾区等捐款累计9万多元，临终前又立下遗嘱，拿出积蓄10万元作为最后一次“大额党费”。
　　1955年，国家考虑到吴老的贡献，给吴老定的工资是273元，而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元，车间主任的工资是六七十元，吴老多次请求降薪未允，于是，从1963年开始，吴老每月多缴100元钱党费，这一下就坚持了30年。从1994年开始，吴老每年向中组部继续多缴党费4000元-5000元。吴老说：“建国初期国家一穷而白，百废待兴。我的工资那样高，脱离群众，为表心意，多缴党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为了国防急需；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还有1400万贫困人口；进入21世纪，与某些国家相比，我国底子薄、科技落后，多缴党费，就是想体现我一个党员的党性意识。”
　　然而，吴老自己和家人生活一直很节俭。吴老的家里仍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旧家具，华国老人说：“从1982年搬进这个房间里，家具就没有换过。” “我们一辈子过得都很简单，平平淡淡，有一次，吴大观的衣服破了，女儿说要给他买件新的，他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补一补还能穿。”
　　就是这样两个省吃俭用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缴出巨额党费和巨额捐赠时，一点都没有犹豫。吴老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美德。他选择参加革命跟共产党走完全是一种自觉行为，是觉得共产党的纲领与自己的价值理想相吻合。
　　在文革期间，吴老受冲击、被揪斗、关牛棚，但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信念。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时候，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分析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够胜利。他说：“历史证明，选择投奔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和幸福。”
　　二、献身航空动力，报效国家。
　　在吴大观老人93年的生命中，有68年是与航空相依为命的。
　　吴老中学的最后一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吴大观踏上了流亡之路。在西南联大，他想尽办法改学航空专业，大学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生活，一头扎进贵州大定的“乌鸦洞”，从此与飞机制造结下不解之缘。之后，在远涉重洋的国外学习中，亲身感受到美国的种族歧视以及对华人的傲慢和侮辱，更加坚定了他报效祖国的信念。
　　新中国成立后，从重工业局航空筹备组到航空部科技委，他先后主持了涡喷5、喷发1A、红旗2号的研制，吴老在一个叫做“黎明”的工厂亲手点亮了我国航空动力事业的黎明，为后来“昆仑”和“太行”发动机的定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上世纪60年代，吴老较早地把 “斯贝”发动机介绍给国内同仁，后来又亲自主持了“斯贝”发动机的仿制直至最后成功。离开一线以后，吴老还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标准规范的编制，使我国的飞机发动机研制生产有矩可循。他为我国的航空工业、特别是航空发动机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仅如此，吴老一生都在为理顺飞机发动机研制的体制机制奔走呼号，1998年，82岁时，吴老归纳总结了11条“我国航空工业需要统一的认识”问题，在84岁、85岁高龄的时候，仍然撰文分析国内外飞机发动机研发的经验教训，阐述飞机发动机预研的重要性。
　　吴老的贡献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承认，然而，在吴老生前的自述和文章中，除了对航空工业发展的恳切建议外，看到最多的却是他对自己的不断反省。直到临终前的几天，他还拉着前来看望他的刘大响、彭友梅等人的手，恳切地说：“我有三句话，第一句，我这一辈子，没有为国家航空发动机事业打下一个好基础，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应该检讨自己；第二句，航空发动机一定要加强预研，动力先行，基础打不牢不行；第三句，你们一定要敢说真话，不要怕得罪人。” “拜托你们一定要转达给有关领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航空发动机搞好。”
　　中航工业集团的宗旨是“航空报国、强军富民”，吴老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一理念。当他冒着炮火发愿学航空的时候；当他在潮湿泥泞的“乌鸦洞”里埋头工作的时候；当他谢绝美国公司的高薪挽留回到民不聊生的祖国的时候；当他在沈阳创建新中国第一个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时候；当他辗转阎良为自主研制发动机挑灯夜战的时候；当他在为航空工业不辞劳苦奔走呼号的时候，“航空报国”早已融进了他的血液里。
　　三、刻苦学习知识，心系人民。
　　吴老一辈子淡泊名利，却十分注重学习。
　　他曾多次说自己的脑力不好，智力平平，无论是在扬州中学还是在西南联大，都不是高材生，但他坚信“笨鸟先飞”、“勤能补拙”，因此，勤奋好学成了他一生的习惯。
　　在吴老的病房里，枕边放着两份报纸和一本杂志，《人民日报》、《中国航空报》和《求是》杂志。每天坚持读《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是吴老坚持了几十年的老习惯，而《中国航空报》上有关集团战略的文章他更是一字不落地阅读。党和国家的政策走势，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航空工业发展的每一个脚步，都在吴老的心里。
　　吴老在西南联大上航空系的时候，金希武老师曾对他说过一句话：“一定要注意阅读一些科学技术方面有影响的杂志、刊物，随时了解和掌握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这句话吴老铭记一生，也坚持这样做了一辈子。在吴老的书房里，靠窗放着一张折叠方桌，就是在这里，吴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读书学习，单单是读书心得笔记就写了20多本。
　　吴老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职工这样做。他要求大家白天生产，晚上坚持学习，学习国外的技术资料，学习外语。在吴老的带领下，那时候的黎明厂学习蔚然成风，每天晚饭后办公楼里灯火通明，大家都在学习。正是这种进取精神，帮助我国羸弱的航空动力事业走过了最艰难的创业历程。
　　吴老在病重期间也不忘关心别人，为了让护工多睡一会儿，每天早上天亮以后，他就一次两次地自己爬起来。“在近年来胡锦涛主席提出‘以人为本’，我以为，这个‘人’不是指‘我’，是指‘你’，是指‘他人’，每做一次事情，要首先为别人着想，要帮助人。”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成为吴老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吴大观的业绩和优秀品格，赢得了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的敬佩和赞扬。作为技术主帅，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谦虚谨慎，注意发扬技术民主，正确决策；作为专家，他知识渊博，精通业务，治学严谨，释疑解惑，传经授道，精心培养年青一代；作为领导干部，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作风正派，敢于管理，身先士卒，平易近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作为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吴老走了，带着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我国航空工业的无限眷恋走了。他用自己一生的所做、所为、所思、所想，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留下了一个老一代航空人的拳拳报国心，留下了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蔚为壮观。